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花卉纹碗
碗是如今最常见的餐具,相信您也有失手打碎瓷碗的经历。但下面这些碗,若作为饭碗可就大材小用了,更别说失手打碎,那可是上亿元的损失!今天,就请大家认识下这些拍卖史上极为罕见、珍贵的亿元瓷碗,感受下它们的精致奢华。
清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花卉碗
本月3日,一只清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花卉碗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2。38亿港元成交,打破了碗类瓷器的拍卖价格纪录。此碗直径14.3厘米,以罕见的粉红色釉作底,以五瓣花朵式开光,内绘花卉,色彩艳丽,笔触细腻。底盖粉红色“康熙御制”楷款,加双方框。目前已知的类似作品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同着粉红为地,绘花相异,但论色调、布局,却能与之匹配。
珐琅彩釉多自欧洲进口,以其烧制的瓷器始于康熙,盛于雍正、乾隆。珐琅彩釉色彩丰富艳丽,可以用它调配、烧制出所有常见颜色。然而,我国大批文博机构和文物鉴定家通过海量研究表明,珐琅彩和中国传统釉上彩在化学成分上差别很大,特别是其中含有剧毒的砷。据了解,珐琅彩时常采用的调色剂玻璃白又称“砷白”,比如粉红就是用胭脂红和玻璃白调制而成的。当温度达到数百度时砷就会挥发,由此可知,古代窑工是冒着生命危险制作这些珐琅彩瓷器的。
明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碗
年4月5日,一只明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碗在香港苏富比上拍,最终以约2.29亿港元成交。此碗直径约23厘米,为十棱菱口碗,烧制难度极大,故而又有“宣德碗王”之称。该器深壁外撇,绘饰卓绝悦目,柔光温蔼,沦肌浃髓,让人不禁倾心。碗上绘丰鱼四尾,畅泳水藻池莲之间,悠然自得,投入细赏,彷彿置身其中,可感其安、知其乐。四鱼两两相对,一面画鲤,一面绘鳜,各迎一鲂,品种稍异。如此碗上所绘,鲂鱼成年后头上多有隆起肉瘤。这些鱼种,自古为中国羹食,鲤、鳜较多见于瓷器纹饰,绘鲂鱼者却罕。
鱼藻纹属常见中国瓷器纹饰。据史料记载,北宋末年,宫廷画师刘寀擅画鱼,以鱼为题之水墨作品自此开始流行,进而影响到瓷器绘画。鱼居水中,不便微察细观,因此画鱼又较其他禽鸟更难。据悉,传世绘相同鱼藻纹宣德碗,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两件可与其相比较,然尺寸皆较小。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
年11月28日,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在香港佳士得上拍,最终以约1.51亿港元成交。由于当时市场上极少见到价格超亿元的拍品,加之此碗器形小巧,因而轰动一时。该碗直径11.3厘米,上绘有杏花盛开,春风吹绿柳,双燕比翼飞;侧面有乾隆御笔行楷题诗:“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碗底有蓝楷书款“乾隆年制”。该碗造型秀美,白釉温润,工艺精湛,乃为乾隆珐琅彩瓷器杰作。
现存世珐琅彩多为康熙至乾隆年间烧造。康熙时期多为在素胎上绘画主题纹样,再将其他地方全部以彩填满,效果华丽。雍正时期,国产珐琅料研制成功,珐琅彩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此时瓷器上留白的地方增多,开始配以诗句,将诗、书、画、印四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瓷器风格凸显优雅。乾隆时期,宫廷内汉风更盛,乾隆帝沉迷诗文创作,以其御制诗题于瓷器者为数颇多,其中尤以该杏林春燕图碗于藏界最负盛名。
北宋定窑划花八棱碗
年4月8日,一只北宋定窑划花八棱碗在香港苏富比上拍,最终以约1.47亿港元成交,它是亿元碗类瓷器中仅见的一只高古瓷。此碗直径22.2厘米,胎质细腻,器形端庄,碗内划花线条流丽生动,釉面柔润,色呈牙白悦目,聚处若泪痕而色略深,虽久历千年风霜,依然朴淳如昔。
定窑是于唐代创烧的著名窑口,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定窑以其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被后世列为“五大名窑”之一。宋定窑瓷器的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其中划花最为常见。划花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纹饰,有的一花独放,有的双花并开,有的莲花荷叶交错而出,还有配鸭纹的,总之纹饰简洁又富于变化。
存世定窑瓷碗向来比较少见,有消息称,在年纽约春拍上,一件据说是旧货摊上以3美元淘来的北宋定窑刻花碗竟以约合千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
明成化青花缠枝秋葵纹宫碗
年10月8日,一只明成化青花缠枝秋葵纹宫碗在香港苏富比上拍,最终以约1.41亿港元成交。所谓“宫碗”即宫廷用碗,这么叫是为了和“民碗”区分开来,其实二者在造型上并无多大差异。此碗直径14.5厘米,弧壁圆滑,口沿微撇,隽秀蕴藉,犹如华葩半开。碗外壁巧绘秋葵连枝,柔瓣散舒,幽芳怒绽。嫩叶有芒掩映花间,新蕾无意独伫媖娴。碗心团花框双圈,葵瓣旋卷而发。碗内壁环饰连枝秋葵,与外壁类同,然姿影稍异,更添意趣。碗沿里外、足上各缀弦线二道。此碗通体罩施釉料,透亮若脂,润泽如玉,器底署青花二行六字双圈楷款。对于御制瓷器来说,这只明成化宫碗有异于任何前朝或后世同类瓷器,是制作上的大胆尝试,但藏界也有人据此对该碗的真伪提出质疑。
缠枝花卉纹碗亦见于明永乐、宣德二朝,成化窑纹饰并未全盘承袭,而是在规整中加以改变,令宫碗各式花卉图案更富动感,静中显动。明成化宫碗多数内里平素,里外兼绘之宫碗图案寥寥可数,黄蜀葵花瓣半圆,多叶状,叶呈掌形分裂,裂片长披针形,于诸多宫碗纹饰中更显富丽别致。
海丝明珠潮州窑潮州陶瓷历史悠久,独具特色。早在新石器时期,潮州先民已能制作出印刻纹饰精美的硬软质陶器。考古发现,潮州的陶器手工业可追溯至距今多年的虎头埔窑,为广东史前最为重要的陶器制作场所。唐代潮州窑已从制陶发展为制瓷,并形成相当规模;到了宋代,已能大量生产精致的青白瓷并销往海外;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海禁的主要商品;至近代,陶瓷产区分布广、产品门类多,规模日益壮大;当代潮州陶瓷产品远销海内外,潮州成为“中国瓷都”。
潮州,隋朝开皇十一年(年),改义安郡而设立州治,因“潮水往复”得名。潮州窑唐宋以来在潮州广泛分布,主要为外销而生产。在不同时期,其瓷器的制作工艺、烧造系统、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诸多方面具有共性和延续性。如唐代的水车窑、北关窑,北宋的笔架山窑,明清至近代的九村窑、高陂窑、惠来窑以及枫溪窑等,都是潮州窑各个时期的窑场代表。
唐宋青瓷扬帆海丝
隋唐五代,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时期。唐武德五年(年)李靖平岭南,潮州归属唐朝。自常衮、韩愈治潮后,潮州恶劣的地理环境逐步有所改变。唐代中期,大批移民南下,带动当地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潮州程乡(今梅州市)水车窑及城区北关窑的生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发展的。
唐北关窑青釉把壶
宋笔架山窑青白釉狮枕高10.7厘米底径16.5厘米
宋笔架山窑素烧狮炉盖高15.5厘米底径7厘米
宋王朝长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持续威胁与制约,鼓励局势相对稳定的南方进行航海贸易。由于南海对外贸易航线的开通,海外市场对瓷器的需求扩大,促使临港瓷业的发展,陶瓷也因此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北方窑工南移,把陶瓷技艺带至南方沿海地区。笔架山窑正是在当地窑工融合外来窑工之下发展起来的,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外销窑场。
宋笔架山窑青白釉鱼形壶高17.2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6.5厘米
宋笔架山窑青白釉瓜棱壶
自唐宋以来,瓷器是最大宗的海上丝绸之路商品,航海贸易顺季风北可至日本、高丽、琉球,南可达今之东南亚、西亚。潮州濒临南海,位于南北航线的中点,且因季风及海流(黑潮)对航海安全的影响,使潮州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重要,成为南北贸易的交通点,大量的远洋船只需在这里补给,潮州港成为南北航线的中段港,舶商利用这一机会上岸进行货物交易。宋代市舶司设立,鼓励和规范海外贸易,主张“遵循旧法,招徕远人,阜通货贿”。从笔架山宋窑的创烧背景、窑址发掘及海外发现情况,足见宋代潮州生产的瓷器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明清青花勇闯海禁
明代的潮州府东南面海,其海岸线起自饶平县东界镇上东乡,止于惠来县神泉港西侧,自古以来海盗出没无常,当局屡禁不止。自明朝洪武至清康熙,东南沿海海防和地方治安隐患已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对海防实施管制,即“海禁”。明清纂修的《潮州府志》《饶平县志》、明万历郭子章《潮中杂纪》,以及《明清实录潮州辑事》《清宫档案》等文献,都以较大篇幅记述潮州柘林、南澳、碣石、靖海等沿海要冲的海防,尤其柘林为海道门户,是番船由福建往广东的必经之路,然而也成为倭寇、匪贼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清初,由于明朝残兵败将南逃、郑成功占据台湾及沿海寇贼猖獗等,内忧外患的局势,迫使清廷继续实施“海禁”。顺治十三年(年)下诏:“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或资寇通盗者斩,货物充公。”康熙元年(年)实施“迁界”海禁政策,尽烧民居船只,片板不许下海。雍正五年(年)又重申康熙五十六年(年)禁止国内商人到南洋贸易的规定,凡商船出海,都由官府登记人数、年貌,回时人数如有短少或增加,或年貌互异,都要追究查办。
沿海边民素来以贩海为生,“海禁”之后,民众生存受到威胁,冒险违法,出现了“亦民亦商亦盗”的海上武装集团,通过贩卖市场需求的商品,牟取利益。潮州窑青花瓷受海外市场需求刺激应运而生,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海上私商销往海外。
明万历二十八年(年)立的《西厢陶工碑》(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载:“西厢下社民以造陶营生,凡上司府县各衙家伙并春秋二祭军务考校等项瓷器一概答应……”可见西厢下社的枫溪窑业,承担当时的府县各衙官方用瓷。
康熙二十三年(年),“海禁”解除,雍正之后航海贸易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潮州的红头船成为连接南洋的主要海上交通工具,潮州瓷产区产品通过樟林、柘林等港销往南洋。
明清九村窑青花图案纹碗
潮人潮瓷立足南洋
清咸丰十年(年),依据《天津条约》,潮州府汕头港对外开放通商,至民国初期,进出港货物迅猛发展。汕头港洋货倾入主要为鸦片、棉布、棉纱、矿产物、煤油等商品,外国以此换取潮州的蔗糖、陶瓷、麻布、药材等土特产。近代,潮州的窑场主要分布于枫溪、大埔、饶平。《潮州志》载:“潮州陶瓷产品,除销行当地外,运销出口尤多,计至广东南路一带,闽、浙、京、沪各地,又至香港、暹罗、安南、南洋群岛等处。”
枫溪因临近汕头港,瓷业生产迅猛发展,乡间能人吴子厚、吴潮川引领乡民发展瓷业生产,枫溪瓷区形成了如合大瓷厂、荣利瓷厂、陶真玉瓷厂等为主及家庭作坊为辅的规模化生产,计有多家,拥有30多座龙窑,产品有中温的米黄釉、色釉、彩绘为主的日用瓷和陈设瓷。特别是创烧了大窑五彩,成为能与洋货竞争的主要品种。大埔瓷区发挥传统优势,生产高温的青花瓷和青花红绿彩瓷以及釉上彩,产品主要为日用瓷。《大埔县志》就瓷器销各省及南洋各埠的记载:“同治十年(年)对外贸易额是.两,至光绪二十六年(年)增至.两,远程帆船当最盛时不下数百艘。”另据民国25年(年)《潮州志》载:“大埔县销往南洋各地的产品,有高陂土碗万担(每担只)。”饶平瓷区主要集中于九村,产品以釉上彩瓷、青花瓷及红绿彩的盘碗为主。
清末和兴款青花人物纹撇口瓶高35厘米
在20世纪20~30年代,枫溪陶瓷业进一步发展。谢雪影在《潮梅现象》中说:“潮瓷为土货出口之大宗……潮属枫溪,素为出产瓷器最多地方,水陆运输,均极便利,销路异常活跃,该区人民业此者,约占十之七八。全潮人民,日常用具之瓷器,多采办该区出品,其余大部分倾销南洋……潮梅瓷器出产,经汕头出口者,每年值五百万元,枫溪瓷为最多。”
潮州瓷产区重视人才培养,以提高产品质量。《潮州志》载:“二十年(年)间,金山中学特增陶瓷一科于枫溪吴氏宗祠,以从事技术改良之讲习”;“二十三年(年)曾聘德国技师前至考察,而谋改进”。年秋,高陂成立广东省立高陂陶瓷职业学校,学校开设了设陶瓷美术专业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教授初中课程和美术专业课,高级班招初中毕业生,教授高中课程和美术专业课,学生80人,年春该校停办。
年《大埔县志》在谈及该县的贸易时写道:“以高陂碗行为最大,每年营业额连饶平过境产物,合计最多时达二百余万元,最少时也当有百万元左右。”
近代枫溪窑荣利款蓝地花卉纹筒瓶高22厘米
近代枫溪窑陶真玉五彩达摩像高26厘米
近代,在“下南洋”的背景下,以枫溪为主的潮人陶瓷业者与东南亚陶瓷业关系非常密切。20世纪初,东南亚一带发展橡胶业,由此促进陶胶杯的大量需求,带动陶瓷业生产。之初,产品从枫溪运往东南亚;之后,由于诸多原因,潮人逐步进行当地化生产。东南亚潮人瓷业为寻求长期发展,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品线不断延伸,至今新加坡的陶光、源兴、源发、三美光等,马来西亚的陶海滨、缶涵(佳丽登)、黄善合、永发兴、吴丰成等,泰国的昌盛、陶弘泰等,这些东南亚的陶瓷业大多数仍为潮人家族经营。
近代枫溪窑德全兴款白釉塑八仙立像高21厘米
近代陶玉峰款枫溪窑五彩花蝶纹盘高4.5厘米口径23.5厘米
20世纪30年代之前,枫溪陶瓷业生产工艺各方面处于传统的原始阶段;30年代之后,在海内外各方面的影响下,经过各方努力,枫溪已经能够生产精细釉瓷,作坊规模、外销能力有了明显进步,产品逐步形成地方特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乡村半工业化特色产业的典型。
当代瓷都播誉五洲
当代陶瓷业是潮州陶瓷史上最辉煌的兴盛时期。年之后,高陂属今梅州市,枫溪属今潮州市。高陂、枫溪各自成为广东省两大陶瓷产区。年,枫溪及城区的多家私营作坊通过公私合营及合作化改造,基本形成了国有及集体陶瓷生产体系。以陶瓷工业公司为主体的陶瓷生产系统,拥有瓷一至瓷九厂,陶一至陶三厂,以及美术厂、彩瓷厂、炻瓷厂、建筑陶瓷厂、韩江瓷砖厂、瓷釉厂、瓷泥厂、陶瓷颜料化工厂、(国营)彩瓷厂、(二轻)彩瓷总厂。年之前,这些陶瓷企业是广东省重要的外汇创收单位。
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涌现出一批规模化生产的民营陶瓷企业,它们成为经营主体,壮大了潮州陶瓷体系的规模。潮州陶瓷企业达0多家,其中规模上企业多家,产值超百亿,产品销往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通过资金、技术、新产品开发及外销等优势,使潮州陶瓷业在国内拥有重要的地位。年,潮州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轻工业总会授予“中国瓷都”称号。近年来,潮州陶瓷业不仅形成了产业集群,还在艺术瓷创作上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在完成产业规模化之后,产品结构正朝着环保、节能、及更具文化内涵、高附加值等方向发展。
年枫溪窑汤窝高11厘米口径22厘米
年枫溪瓷一社造青花提梁壶高32厘米
综上所述,潮州窑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外销窑场。从潮州窑的发展历程看,可分为唐宋时期、明末清初、近代、当代四个兴盛时期。自唐宋以来,在海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产品大量销往海内外,潮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也印证了潮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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