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端午的地位很高，仅次于元旦、冬至。“仲夏端午”，作为夏季最核心的日子，节俗相当丰富，不仅划龙舟、吃粽子，还有许多节俗围绕度夏、延寿和避毒、禳辟展开，是一个复合型的节日。需要准备的节物有很多，除大家熟知的粽子、长命缕、艾草、菖蒲、画扇、香包外，在着衣上也有特别的习惯，所用端午衣不管是纹样还是面料都有讲究，是古代节令服的重要一类。
端午临近盛夏，暑气蒸人，必须更换适于度夏的服装，古代政府很贴心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提前进行大规模的赐服活动。赏赐季节服饰的做法早在汉晋时便已出现，当时对重要的公卿官员和羽林军赏赐四季衣服、面料，一定程度上也是俸禄的组成部分，“春夏二季春给，秋冬二季冬给”。唐代延续了冬春衣之制，并有了节令服的概念，在端午节对部分官员加赐“端午衣”，加上若干节物，作为过节的特别福利。
唐李肇《翰林志》记载，唐德宗时敕定翰林学士岁赐，端午节例有“端午衣一副，金花银器一事，百索一轴，青团缕竹大扇一柄，角粽三服”，《全唐文》中也可以见到多例官员谢表，如刘禹锡、吕颂、权德舆等人的《谢端午赐衣及器物等表》，都是在获赐端午衣后所上的谢恩文。有一年端午，时任左拾遗的杜甫就得到一副唐肃宗赐予的夏衣，还特别作《端午日赐衣》一首，竭力称赞这套“细葛、香罗”端午衣质地的轻薄柔软、尺寸的合身：
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
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
自天题处湿，当暑着来清。
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
晚唐五代以后，赐端午衣逐渐成为一项固定的正式制度被全面推行，属于一年三赐（五月五、十月一、圣诞即皇帝生日）之一，对象也从主要官员扩大到各级文武百官。《宋史·舆服五》时服条记：“宋初因五代旧制，每岁诸臣皆赐时服，然止赐将相、学士、禁军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谓侍臣曰：‘百官不赐，甚无谓也。’乃遍赐之。岁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群臣将校皆给焉。”
由于获赐对象的扩大普遍化，此时不同身份的官员、将士和使者在端午日所获赐的衣物，面料、数目也进行了详细的差异化，成为一种级别象征。《宋会要辑稿》中花费了极大的篇幅来一一记录赐服等级构成，等级越高，获赐的套装件数就越完整，其中如“二府宰相至同签书枢密院事、亲王、三师、三公、使相、东宫三师、观文殿大学士……”等高级官员，可以获赐的全套端午公服为完整的五事，包括“润罗公服、红罗绣抱肚、黄縠汗衫、熟线绫夹袴、小绫勒帛”，另外还有“银装扇子二”；“中允至洗马、尚药奉御至五官正”等低品级官员则为“罗公服、绢汗衫”二事；最低等级者则仅有“紫平絁窄衫”一事。
宋代公服
南宋赵伯澐墓出土宋代公服部分
作为政府正式颁赐的节令装，端午衣的样式通常采用当时标准的公服或者常服款，相当于现代的西装衬衫套装，只是在面料上更换为特别适合度夏的清透单衣面料。比如宋代的端午服使用的便是公服套装，衣料为罗、縠、绫，均为单衣，就算两三件套穿也不会觉得太炎热。最近中国丝绸博物馆清理展出的南宋赵伯澐墓出土服饰，便是标准的公服，外衣为罗，里衣多为绫，恰好符合文献记载。这种在端午赐节令制服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除了制成的端午服，宫廷也会在端午前额外分赐夏季衣料供自行裁制。南宋周密《武林旧事·端午》载：“端午分赐后妃、诸阖、大珰、近侍，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及紫练、白葛、红蕉之类。大臣贵邸，均被细葛、香罗、蒲丝、艾朵、彩团、巧粽之赐，而外邸节物，大率效尤焉。”清《燕京岁时记》中“赐葛”条记载，“内廷王公大臣至端阳时，皆得恩赐葛纱及画扇”。其中提到的紫练、香罗、葛纱、细葛、白葛、红蕉等，都是盛暑宜用面料，红蕉即用芭蕉茎纤维织成的纱，“蕉纱暑服轻”，也是一种轻透衣料。
端午的夏季衣料上，往往还会织绣出各种应景纹样。最主要的题材是艾虎、五毒，此外还有天师、金鸡和五瑞花卉、龙舟等系列图案，被用在各种衣物、首饰、配饰上。
五月气温上升，暑热毒虫滋生，易染病害，所以五月又被视为恶月，五月初五则是恶日，此时使用五毒纹样加以祛攘，驱邪避害，“官家或绘之宫扇，或织之袍缎，午日服用之，以辟瘟气”。
五毒指蛇、蝎、壁虎、蜈蚣、蟾蜍，通常还配合老虎、艾草等象征可灭除毒虫的纹样，并称为“艾虎五毒”。穿艾虎纹样纱衣的习俗自宋代起便十分常见，艾虎纱也是宫廷端午赐物之一，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记曰:“五日重午节……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匹段，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
艾虎五毒纹样可以用在衣物上，也可以用在钗头。宋人端午词中常有“艾虎衫裁金缕衣”“轻衫如雾”，“新样钗符艾虎”“来戴钗头艾虎儿”的形容，如杨无咎《齐天乐·端午》“衫裁艾虎，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扑粉香绵，唤风绫扇小窗午”，描绘了一位身穿艾虎纹样的轻透衫子、头戴艾虎五毒钗符、臂缠长命缕、手持绫扇的宋代女子，是当时端午间流行的全套节令打扮。
明代流行使用妆花、织锦、刺绣织造五彩艾虎五毒纹样，制成更加华丽的端午吉服，即万历南京御史孟一脉在上疏中提及的“端阳则有五毒吉服”。不仅宫廷使用，还被大量用于赏赐，极其费工奢华。南直隶巡抚王恕在弹劾中官的奏折中说到成化十九年，内监官太监王敬威逼苏州机户“织彩妆五毒大红纱”，每匹价格一十五两，却只给银五六两。当时一次织造的数量为“五百一十二匹”，可见端午服使用数量之巨大，王恕对此特别抨击，认为五毒衣料织造耗费过大，但每年只用一日，劳民伤财，此风不可助长：
其费工料，每匹可织常纱十余匹，其妨农废业尤不可言况。此物止用于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况此毒物，人皆见之必以为不祥而憎恶之，今织之于衣，非至尊所宜服，亦非宫中所可服。不知本官暴殄许多天物，害虐无数烝民，织许多件数，将何为也？观此一事，则其平昔不以财为财、不以民为民可知。
但实际上，明代穿着华丽五毒吉服的风俗依然继续盛行，宫廷和民间皆如此。明末刘若愚《酌中志》中详细记录了宫中不同节令使用的应节应景纹样服饰，春夏秋“俱有应景蟒纱”，“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逆贤又创造满身金虎、金兔之纱”。京城妇女也在节令期间换穿绣有应景纹样的新纱衣，史玄《旧京遗事》载：“都中妇人尚絃服之饰，如元旦、端午，各有纱纻新衣，以夸其令节。丽者如绣文然，不为经岁之计，罗裙绣带，任其碧草朱藤狼藉而已。每遇元夕之日、中秋之辰，男女各抱其绮衣，质之子钱之室，例岁满没其衣，则明年之元旦、端午，又服新也。”每年都要裁制、购买新的节令服，节后典当出去，次年又置新衣。
明代的艾虎五毒衣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由满身艾虎五毒衣料即“满身金虎之纱”制成，实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红地奔虎五毒纹妆花纱，单位纹样为老虎口衔艾草，五毒环绕四周逃散。
另一类只在胸背或通袖、膝襕上局部装饰五彩艾虎五毒纹样，即王恕奏折形容的“以五彩绒组织此五物于大红纱两肩、胸背、通袖、膝襕之上，其为淫巧竒怪，古所未闻”。北京昌平万历定陵出土的一件红暗花罗绣艾虎五毒方补方领女夹衣，胸补绣二虎相对，背补绣一回首卧虎，四周下绣山石、花卉、艾叶、菖蒲和五毒纹，为孝靖皇后遗物，是难得的一件端午衣实物。
宫廷帝王嫔妃或贵臣穿用的艾虎五毒衣，往往还和蟒龙、鸾凤纹样结合，明神宗在万历十年端午节前赐给张居正“大红五彩五毒艾叶双缠身蟒纱及胸背各一件”，便是蟒龙纹和艾虎五毒纹结合的吉服蟒衣。此类补子也有若干实例传世，香港万玉堂收藏的撒线绣艾虎五毒龙方补，主构图为五爪龙，四周则环绕艾虎、五毒纹样。美国宾大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另藏有一件芝麻纱地刺绣鸾凤纹艾虎五毒补，主图则是一对鸾凤纹。
为了除厄避凶，端午节还有若干守护神，其形象也会出现在服饰上。常见包括张天师、钟馗、关帝、雷神等，尤其以钟馗最为广为人知。但清以前钟馗多用于正月，更重要的端午神则是张天师。张天师即张道陵，其治五毒的故事广为流传，典型造型便是天师骑虎斩五毒。
明嘉靖四十年抄没严嵩家产所列清册《天水冰山录》中，有“金厢天师骑艾虎首饰一副，计一十件”，晚明刘若愚《酌中志》“内臣佩服纪略”中记载:“铎针……端午则天师”，“此所谓铎针者,单一枚,有錞居官帽中央者是也”，指的便是明代端午节时女性插戴的天师艾虎首饰和男用天师铎针帽饰。江苏江阴青阳明正德年间邹令人墓中，便出土有金天师骑艾虎掩鬓一对。
《酌中志》提到当时端午节门上悬挂的节令画，还有一种“仙子仙女执剑降五毒”题材，明代传世端午补子有仙人骑虎执剑斩五毒实例，四周绕以菖蒲艾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大藏经经皮中，也有半幅补子料，仙女与菖蒲艾叶花石景夹杂五毒，恰可对照。
端午节俗中，公鸡也被人们认为可以灭除五毒，故而也被作为端午纹样题材。清初苏州织造局生产缎匹，“正供而外，复有上传特用袍服，按时令，昭文采”，包括时令季节和节庆袍两类，四季和节庆时均有相应特用袍服。其中夏季部分有“三润色阔满装夏季袍”和“三润色阔满装端阳袍”，夏季袍装饰五爪龙，端午袍的纹样则为“三足乌金鸡一冠，前后两肩共四团，簪花地蜀葵花样”，使用了金鸡主题纹样。古人将鸡视为阳鸟，三足金乌象征太阳，有阳刚之气，鸡又可食毒虫，有能除祟祛厄之意，民间也有端午贴鸡驱五毒剪纸的风俗。
植物题材包括艾草、菖蒲等驱虫辟邪药草，以及石榴花、蜀葵花、荷花等盛夏花卉，即《夜航船》中说的“端阳日以石榴、葵花、菖蒲、艾叶、黄栀花插瓶中，谓之五瑞，辟除不祥”。清初苏州所织造的上用“端阳袍”便使用了茂盛绚烂的夏花蜀葵纹样。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不少植物题材的端午织物，比如绿色五毒石榴花纹妆花纱、明黄色蜀葵纹妆花缎、五毒花卉栏杆纹妆花缎等等。其中的明代洒线绣蜀葵荷花五毒纹经皮面，应为衣料或补子局部，在直径纱地上，正中绣出一朵大黄蜀葵，两旁有荷花、花叶，上部伸出的叶片上托有蜈蚣和蝎子，完整构图应当为蜀葵荷花五毒纹。
明蜀葵荷花五毒纹经皮故宫博物院
除了衣物，应景配饰也是端午服饰的重要一类，历史最久的有五色丝线制成的百索，或称长命缕，可系于臂。还有用各种材质如植物、纱罗、金银丝制成艾虎、艾人、五毒符，悬在钗头、贴在鬓侧，或系在小儿之背。腰间可系挂端午题材的各类药草香包、花绦、配饰。
清代穿戴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如意传旨：‘以后每年五月初一日起挂五毒荷包’”，当年五月初五日皇帝鞓带上便栓“纳纱龙舟船珊瑚云大荷包、五毒小荷包、龙舟船小荷包”三件，除五毒外还有龙舟等纹样。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的端午节令荷包、香袋，其中一套清同治明黄色缎地平金银彩绣五毒活计，包括荷包、烟荷包、表套、扇套、镜子、粉盒、名姓片套等9件，均为明黄色，通体以金银线和五彩丝线绣五毒和大吉葫芦纹，即当时宫廷所用的端午佩饰。
清同治明黄色缎地平金银彩绣五毒活计故宫博物院
清初以后，宫廷织造和颁赐节令应景服饰的制度逐渐停废。但艾虎五毒纹样在民间被继续沿用。幼儿易受疾病侵袭，所以端午期间的儿童服装上使用艾虎五毒纹样也最为常见，包括各种百纳五毒衣、艾虎五毒肚兜、五毒虎头鞋、虎头帽，一直到近现代还十分常用，是古老端午服饰风俗最后的一点孑遗。
作为正式的节令服装，端午夏衣的基本样式和其他季节没有太大不同，完整一套包括若干件，但在厚薄和层次上会做调整。比如唐代官员的夏天制服，把夹袍换为最薄的单衫，其内只穿汗衫，去除半臂和袄子。宋代端午赐服将夹衣改为单衣，也去掉了内衬的锦袍。清代盛夏伏天入署可以不穿外褂，谓之“免褂”，其内还可穿凉爽的竹衣。
由于款式相近，就必须在面料上大做文章，中国数千年来发达的面料织造技术，很早就形成了不同厚薄复杂的织物分类，为适应不同气温提供了丰富选择。“春秋以缎绸、夏以纱、冬以裘，随时所宜”。之前写过专文《古人穿什么度过炎炎盛夏》介绍，这里简单再提提端午前后的情况。
端午前后用到的夏季面料主要有罗、纱和葛。如前面说到的唐代细葛和香罗，宋代端午公服的罗和縠（绉纱）等，明代宫廷则在四月初四入夏至九月初三换纱单衣。清代织造技术成熟发达，衣料的使用也更为讲究，在同一类面料中还进行了更细致的区分，仅纱类便有四五种，形成一套非常细致的换衣序列，平均不到一个节气便要换一次。
罗、纱、葛三类面料厚薄清透程度依次递减，适应不同的夏季气温。罗以多经绞的方式织造，结构稳定但又有良好的透气性，是春夏高级礼服经常使用的面料。入夏以后，逐渐改换更加凉爽的纱衣，清代习惯上以实地纱、芝麻地纱、直径纱、葛纱的次序依次更换。不同品种的纱，结构疏密程度也不同。调整地和花组织的结构，清透凉爽程度依次递增。
实地纱、芝麻纱、直径纱故宫博物院
首先是“实地纱”，用类似绢绸、较密实的平纹作地，其上再以一绞一的镂空纱组织显花，是纱类中最致密的，就像在绸上打了细小孔眼花纹一样。
接下来是“芝麻地纱”，又叫“芝麻纱”，地组织很特别，是绞纱与平纹组织结合成为的一种小几何纹地，看起来像一粒粒芝麻眼，在此基础上可用其它组织显花，比实地纱要更稀疏一些，也是端午前后比较常用的衣料。
“直径纱”的地组织更为清透，又叫“亮纱”，与“实地纱”相反，是用透空的绞纱为地，略致密的平纹显花，经细纬粗，适合端午后更炎热时穿着。在各种纱的基础上再进行刺绣、妆花、织金、印染，可制成更加炫目华丽但依然轻薄的夏衣物。
最酷暑时则换上植物纤维织成的“葛纱”。前文提及内廷王公大臣至端阳时，皆得恩赐葛纱。“每至六月，自暑伏日起，到处暑日止，百官应服万丝帽、黄葛纱袍。”葛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其纤维可用以织纱，是最清透凉爽的材料。
晚明本色葛袍
清葛纱故宫博物院
过了三伏大热，处暑以后，则脱下葛纱，又依次换上直径纱、芝麻纱、实地纱。故宫保留了一份年溥仪的《四执库更换穿戴档》，清人《王文韶日记》中对某年袍褂材质更换进行详细记录，情况大体类似，夏季前后“四月十八日换实地纱袍褂。二十七日换芝麻地纱袍褂。五月初五日换直径纱袍褂，即亮纱。廿八日换葛纱袍、葛丝冠。七月十八日换亮纱袍褂。三十日换芝麻地纱袍褂。八月初八日换实地纱袍褂。”整个夏季形成以大小暑为顶点，前后对称的衣料更换序列。
于是在没有空调的古代炎炎仲夏，中国人用艾虎、五毒、天师、五瑞夏花诸多花色装饰身上的五彩轻透纱罗夏衣，系上五色长命缕，佩戴五毒香包、钗符，摇起五毒绫扇，也给端午这个酷热“恶日”带来一缕五彩缤纷的凉意，并藉此给心中带来避邪趋吉的安宁。
（《紫禁城》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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