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乡村生活的日常价值

—浅谈《范家村手札》

李明官先生的散文是可以当作美文来读的，曾有论家称，李明官是从《诗经》、《楚辞》里走出来的翩翩才子，极言其文字中流露出的古典意蕴之美，我以为这与他对传统乡土精神的迷恋是一脉相承的。“怀乡”是文学史上重要的母题之一，作为一名散文家，李明官长期浸淫于中国古典诗文之中，形成自己的审美风格，另一方面，在骨子里，他始终不能忘怀自己曾经作为“大地之子”的农人身份，几乎每个周末，若无公务缠身，他必定会从城市回到衣胞之地范家村，在此观望、沉思、读书、写作，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其实就是以古典雅致的笔触为范家村—这座中国最普通而又在城市化的风雨中飘摇的小小村落所作的脚注，从中发现并铸造乡村生活的日常价值。

范家村地处里下河腹地的水乡兴化，草木繁盛，李明官几乎以工笔的方式描绘了他对乡村植物的迷恋。万物皆灵，一花一菩提，草木是一个村落灵魂的载体，在他对红蓼、芦苇、黄蜀葵、晚饭花……这些寻常植物的悉心描绘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蕴藏其间千百年来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一种人与植物、土地契合的精神联系，一种天人合一的关系，仿佛丰厚的农耕文明就潜藏于那些摇曳的花草树木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草木的历史也是乡民的历史，草木枯荣犹如人之生死，植物身上其实寄寓了乡民深层次的精神基因，个体的人就像一粒粒植物的种子，从苍茫的大地中来，最终回到黑暗的土地中去。人之繁衍，家族的繁盛乃至衰亡，何尝不是李明官笔下的“草木春秋”，不过是一岁之于一生罢了。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敌对的自然变成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这种关系，首先联接着人的生存，而植物有时候本身就意味着“生存”，就像《植物名实图考》中，每种植物之下大抵有一条附注，即能否于荒年救饥，如此而言，李明官写到的诸如“水葫芦”、“柔桑”、“宿草”、“茼麻”等，也即近乎我们常言的“作物”，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稻、黍、麦、豆，“在物质清贫匮乏的年代，这些充满了人性温情的柳花，一直陪伴着我们走到谷雨季节”（《柳花》），于作者而言，这些乡野无用的植物，其身份与地位毫不逊色于奇花异草。从中我们似乎也看出另外一层意思，那些曾经缭乱于春光之间的无名野草，正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与村庄土地的失去，时刻处于与村庄一同消失的边缘，这些乡野的植物身上因此也寄寓了某种时空与情感的消逝，我们曾经熟悉的野趣、幽寂之美，如今渐渐没入古画的宣纸之中。“在一点一点地隐入河面的夕光中，在漾动着的薄薄的暮霭里，晚饭花精致的小铃铛一齐摇响，那是一支支惟心可察，耳不能闻，只须意会，不可言传的天籁，世俗之人，又怎能听她得起。”（《晚饭花》）其实，草木无言，高贵而低徊的是作者那份“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的幽幽情怀。

如今看来，作者这种看待乡野植物的敏感性，只有于乡村野地间成长起来的作家才能拥有。李明官笔下的乡村风物、风俗与乡土精神，绝非乡间的几日采风即可获得，而是必须真的把自己当作存活于乡村的随风起落的一分子，用几十年的积累，才能不断地编织成记忆中的生命图案。在这个过程中，“乡”与“土”就成为人之为植物的最大的依靠，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他的无穷的力量来源于与大地的接触。或许在写作的潜意识里，李明官把自己也当成了范家村大地上的一株隙地植物，他的生命、成长经验，他的写作力量与灵感皆源于此地。“思乡，其实于我，是一种泥土情节，是人之本性中对大地的皈依。”（《地气》），某种程度上说，在强烈的思乡之情的驱使下，以札记的方式记录村庄的点点滴滴，其实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抵抗，也是意欲在现代文明的汪洋大海中打捞农耕精神的一种努力。李明官不是要抽象出一种理想中的村庄文化，以此获得乡土景观的“取景器”，即所谓田园牧歌般生活的切片，而是要在日常中看到乡土文明本真的价值。他迷恋于那些生存的细节，在《园圃之望》、《衡门之下》、《岁时记略》等诸多篇什中，节令、农事、邻里往来、衣食住行等，这些再琐屑平凡不过的日常生活，在李明官的笔下，重新获得了世俗的美学价值。一座村庄的美学蔓延至了日常生活中，诸如祭礼、烧荒、蒙鼓皮、弄篙、诵经等等，无不是日常的“做派”，然而在这种日常的普遍意义中，也暗藏了普遍的美学，其中并没有什么隔阂，而是具有“私人性的同时又具有普泛性”，正如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家常事中往往暗含着普遍的真理。在作者古雅的行文中，我们看到那些古老而日常的意象，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美感，虽然时空经验变了，农耕时代的体验日渐遥远，然而现代乡愁下，渴望从功名利禄中解脱出来，返朴归真、和乐安身的理想是共同的，“对视一缕云絮，一片树林，一道河流，一畦菜蔬，一芥草露，我们可以寻求内在生命的安详圆满，心有所托，情有所系，不疲累，却充实；不虚妄，却娴静。我们原不怕过清苦的日子，只是，骨子里，不愿意过复杂的生活罢了。”（《地气》）

在李明官的笔下，土地、自然、日常、风俗以及审美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状态，但其中也隐藏着某种隐秘的变化，即刻画那些在政治运动与乡土世界改造之下的诸多乡亲邻里时，作者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其实乡民之与村庄，犹如植物之于土地，不同于“草木春秋”的是，李明官在描写那些籍籍无名的乡民乃至村庄的细小生灵时，采取了一种冷静克制的笔触和几乎白描的手法，不动声色地倾注了他内心涌动的一腔怀念与怜悯之情。这些乡民大抵是一群从文革熬过来的中年乡邻以及老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几乎很少被人重视，即便在苍茫的里下河大地上奔忙一生，也未必弄清楚何为精神而何为生存，他们就像村庄上其他生灵那样，默默地活着或者死去。虽然文革结束，乡土世界开始改造，但是乡村社会的物质似乎并不丰富，面对困窘的生存现状，许多人退守于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一隅，像所有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勉力为生，然而在李明官的笔下，他们的生命经历又显得如此的不同，几乎都具备了为之作传的价值，作者叙及的这群贩夫走卒的精神世界一如热内所言，“每一个存在者、存在物的价值都是等同的，而使他们等同的正是每一个人与物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那些普通乡民的“原生态”生活场景，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生老病死，显得艰难而美好，平凡而伟大，无奈而复杂。我们在那些祥和稳定的面纱之下，似乎隐约可以看到生存的压力、时代的隐痛乃至死亡的阴影。李明官没有单单从人物的生存状态观察，以此揭示社会表象和人的生存本能，而是进入这些乡民的精神世界，探析农耕文化与政治生活变化双重影响下人性的美好与复杂，从本质上把握人的“真实性”，正如施战军先生在论及范小青小说时所言，“尊重人间生活的本来逻辑和平民日常的脾性，未受任何理论纷扰地带着人之常情和本然的人际伦理。”读“生民之什”中的诸篇文字，我们仿佛能真实地触摸到乡民皮肤的温度。

李明官的散文既有斐然的文采，又有沛然神旺的“地气”。在阅读这部书的过程中，故乡那些老屋、小路、麦田、野地、乡人以及日常的生活，一切历历如昨，涌入眼帘。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一生都在写自己熟悉的故乡。格林说，“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同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作为一位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作家，李明官执着地描绘着他邮票般大小的故乡范家村，既打捞记忆中的村庄点滴，又发现、感受、经历这里日常流逝的一切，对于一位散文家而言，这些其实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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