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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将尽，岁末时节总有很多事要忙。单说大年三十当天，一早谢年，准备各种年夜饭的吃食，年夜饭开吃前的祭祖，都是例行节目。少年时节还赶上过一阵，年夜饭过后，旧宅的正厅里恭悬先人的影像以供子孙瞻仰。乱后劫余，其实不过两轴而已，当然也都是大影，夫妇并坐的那种，穿着清代冠服，案上摆着神主。具体的容貌和像中更多的陈设，已没什么印象。那时也已经没什么仪式，只是纯粹的挂上一挂，但多少还存些古意。旧时是聚族而居，现在则各自小家庭独立生活，加上祖先容像目下多被视为文物、纳入公藏，年俗中的悬影、拜影，自然也就渐渐消逝。所以，现在想来还算庆幸，多少还赶上了一点尾巴。

京中的年俗，过去记载得很多。早年邓云乡在他的书里也多有涉及，虽然研究的是《红楼梦》，但更多的是清末的旧俗与其自身的经历。关于悬影、拜影、祭祖，《红楼识小录》一书也有专节讨论。书中引述的文献很多，其中一条是李慈铭的日记，这里仍引如下：

皇帝咸丰八年苍龙集戊午，春王正月建甲寅元日戊寅

终日密雨，下午尤甚，蚤起祀神，拜曾王父母、王父母、先君子像，诣直河拜殿纂公、樊太君、太高祖父母及本生曾王父母、本生王父母、大伯父、二伯父像，各本家贺年。又进城拜高祖父母、生高祖母像及各房贺年，以雨不克徧，族人毕来，午赴家庙谒拜。[1]

拜像拜的是神像、大影，而赴家庙谒拜，拜的应该是神主，家庙也就是宗祠。神像恭悬于厅堂，神主则奉藏于家庙。老家的宗祠旧时应该也是这样，现在已改作老年活动中心，神主也都已不在，但安奉神主的遗构尚存。不过吾生也晚，从没有在宗祠里有过拜谒，先人的神主当然也没见过。这条之外，拜影的记载李慈铭日记中还可见到，因是浙地风俗，不妨再引一条：

皇帝咸丰九年龙集己未，春王正月建丙寅元日壬申

晨小雨雪旋止，蚤起接岁神，拜曾王考妣、王考妣、张太太、先君子像，诣直河拜高王考妣、本生王考妣、大伯父、二伯父像，……族人来贺年，概不见。……午赴家庙拜列祖，下午微雨即止，送岁神。[2]

李慈铭是绍兴人，记的自然是绍兴风俗。那其他地方又怎么样呢？王文韶的日记，也有拜谒祖先神像的记事。如同治八年元旦，记云“雨。寅正诣万寿宫，随同两院行朝贺礼，并诣文武庙行香，至南北院贺年。午初回署，僚属咸来谒贺。未初至公馆为萱闱叩贺，敬谒祖先神像。行礼毕，侍萱闱早膳”[3]。同治九年元旦，“晴。卯初恭诣万寿宫随同中丞行朝贺礼。卯正诣武庙、城隍庙行香，上院贺喜。回署诣春秋阁暨案牍、土地、大库各神祠行香，依次叩谒祖先毕，率家人等向慈闱叩贺，一庭聚顺，喜入新年，天气晴明，当是时和年丰之象”[4]。光绪十二年元旦，“阴晴不定，有微雨。早起天地祖先前行礼，亲友来谒灵者十五人，亦杭俗也。夜雨”[5]。头一年王母过世，故有亲友谒灵。王文韶是杭州人，记的是杭州风俗。据李慈铭和王文韶的日记，绍兴、杭州两地拜影都是在正月初一。

那么，旧时的拜影，有没有形象的图像可见呢？故宫博物院藏有卞久绘制反映朱茂时行迹的像轴数轴，内公开仅见的一轴是朱茂时祭祀祖先的图像，描绘的正是悬影、拜影的场景。像中朱茂时跪于堂下，堂上恭悬祖父母朱国祯夫妇的神影，供桌上置炉瓶三事，朱茂时手举托盘，盘内放着一把剪刀。卞久，字神芝，号大拙，江苏娄县人（今上海松江），有画名，与王时敏、王鉴友善。其子卞祖随亦擅丹青，工写真。朱茂时，字子葵，号葵石、葵石道人，浙江嘉兴人，荫补顺天府通判，历任工部员外郎、贵阳知府。明亡不仕，隐逸终老，筑别墅于放鹤洲，自号鹤洲居士。明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之孙，朱彝尊伯父。

卞久绘《朱茂时祭祖先》像轴，故宫博物院藏

项圣谟绘《鹤洲秋汎》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朱茂时，故宫所藏另有谢彬、项圣谟合绘的《松林般薄》一轴，像中朱茂时披戴头巾，身着野服，坐于松林之下。像上有项圣谟题跋，曰“松林般薄。癸巳八月，文矦谢彬为葵石先生写炤，孔彰项圣谟补图”。癸巳，在清为顺治十年（）。同样是故宫所藏，也同样在癸巳年，另有项圣谟绘制的《鹤洲秋汎》一轴。图上也有项圣谟题跋，谓：

鹤洲秋汎。此洲即唐时裴公美别业放鹤洲也，在吾禾鸳央湖畔，荒废久之。朱葵石复筑，以浚以树，将四十年，宛若深山盘涧。今癸巳九月，招余再汎，有诗别录，为补是图以纪其胜。林泉之乐，不过是矣。登高后五日书于朗云堂。项圣谟。

谢彬，初名份，字文侯，号仙臞，浙江上虞人。少时为曾鲸弟子，工写真。项圣谟，初字逸，后字孔彰，号易庵，别号众多，浙江嘉兴人。祖父项元汴，祖孙两代均为明末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和画家。

谢彬、项圣谟合绘《松林般薄》图轴及其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项圣谟绘《鹤洲秋汎》图轴及其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乙酉年，清军下南京，闰六月，破嘉兴，项圣谟仅与母妻逃至嘉善，家藏毁失殆尽。在后来的《三招隐图》卷题跋中，项圣谟忆及甲申之变与城破之日的情形，称：

未几，遂闻国变，南北流离，干戈四起……明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

鼎革后，项圣谟的画中题跋不再使用年号，只用干支，所见钤印有江南在野臣、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皇明世胄之中嘉禾处士等。

清佚名《多铎得胜图》轴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或称《豫亲王入南京图》

甲申五月初二，清军入关，初三即降谕旨“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时江南未平，反倒激起更多反抗。二十四日，摄政王多尔衮审时度势，发布文告，“予前因降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薙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次年平定江南，朝廷态度陡然一变，六月二十六日，发布文告严令薙髮：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寘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货。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顺治初年严厉推行薙髮令的档案，今多见存，众多“著即处斩”“就彼正法”的批红，正反映出当时的雷厉风行[6]。

再回到朱茂时祭祀祖先的图像，拜影何以托举剪刀？故宫余辉认为，为防止祭祖时先祖鬼魂归来而恶鬼随之，恶鬼惧怕利剪，所以用此[7]。早些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传神雅聚——中国明清肖像画展”展出此轴，仍持此说。嘉兴是否有这习俗，不知，但浙中地区没有听说。联系清初薙髮令的严厉推行，嘉兴城破后项圣谟的痛苦遭遇，朱茂时的家世，那么是否还有如早先网友所说的另外一种可能？朱茂时托举剪刀，跪于祖先像前，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剪刀乃断发之用，拜影为告罪之举，图像的背后实际上是悲愤感人的场景。图中草木扶疏，堂前众芳竞放，丛石之傍两株黄蜀葵花开烂漫，而黄蜀葵阳历8月已入花期。堂右的湘妃竹围栏之外又有鸡冠花一株，而鸡冠花阳历7月就可开花。像轴表现的节候，与严令薙髮的时间相合。又，朱茂时形容枯槁，免冠不着网巾，衣服用素去华饰，也合于告罪祖先时的穿着。乙酉就已薙髮易服，八年之后癸巳年谢彬、项圣谟合绘的小像又何以穿着明朝巾服呢？朱茂时的脸像固是当时写照，冠服则不免出自几位遗民的追想。朱茂时的祖父朱国祯告病还乡后著有《皇明史概》一书，后来庄廷鑨以此书为基础，招揽人才编修《明书辑略》刊行，这书在康熙朝曾引发一场大案、血案，当然这是后话。

卞久绘《朱茂时祭祖先》像轴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谢彬、项圣谟合绘《松林般薄》图轴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1]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二册戊集上，广陵书社，，第页。又见《红楼识小录》所引，元日，书中误为元旦，见邓云乡：《红楼识小录》，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2]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二册戊集上，第页。

[3]王文韶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年，第页。

[4]王文韶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第页。

[5]王文韶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第页。

[6]方裕谨编选：《顺治朝薙发案》，《历史档案》年第1期。

[7]余辉：《十七、八世纪的市民肖像画》，《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3期。